唐太宗李世民喜听与善取各种献议，深谙“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之理。其直谏大臣魏徵曾上疏数十，直陈其过，劝太宗宜内自省，居安思危，察纳雅言，择善而从。后魏徵逝死，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叹曰：“以铜为镜，可使穿戴之时，端庄齐整；以史为镜，可知历朝以来，存亡兴替；‘以人为镜’，可观人之举措，以明本身得失，吾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已死，吾亡一镜矣。”
“以人为镜”。乃指以人为借鉴。即将其成败得失，引以为鉴，以免重蹈覆辙。

 

 2008年2月4日凌晨，湖南省国家电网郴州电业局的职工在昼夜抢修城市的电线。　郭立亮／图

 

连续停电十几日的郴州入夜漆黑一片。　张志韬／图 

 

2008年2月4日，湖南省郴州市燕泉路，市民挑着水桶在排队接水。郭立亮／图

 

政府钱袋为什么越来越鼓　　
　　
　　□南方周末报记者　邓瑾　发自北京　　
　　
　　最近几年，中国超常的GDP增速所带来的好处，大头都被政府拿走了，并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　　
　　
　　政府是真的越来越富了。就看两个数字即可，一是财政收入的增幅，二是财政收入的超收。

　　先说增幅。今年我国财政收入预计将突破5万亿，同比增长接近30％，远远超过了今年GDP的增速。通常在经济结构和税收政策没有大变动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增长应该与GDP增长大体同步，然而中国财政收入增幅远超GDP增速的状况已经保持了很多年。

　　再说超收。今年财政收入比年初预算的要多出7000亿—8000亿元，这令去年创新高的超收额(近4000亿元)相形见绌。今年这笔多出来的钱已经多到连政府都不知道该怎么花。

　　政府越来越富，在中国快速扩大的GDP这张大饼中，财政收入占比也越来越高，不过与此同时，工资的比重却越来越小。截至2005年，工资占GDP比重已经连续下降了15年。

　　政府有钱了，这直接体现在政府储蓄上。2000—2003年，我国新增国民储蓄中有近75％来自于政府部门，而居民储蓄率则显著下降。

　　一句话，中国超常的GDP增速所带来的好处，大头都被政府拿走了。是什么样的体制导致政府与民争利？

　　居民储蓄率下降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居民收入相对停滞：居民劳动报酬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92年的37％下降到2003年的33％；同期，居民的财产收入自1996年以来在绝对额上出现了停滞。

　　而政府储蓄率上升，最主要是税收收入不成比例地猛增。其次，政府部门公共支出较低，收支相抵后还有不少剩余，这又为政府投资提供了资金来源。政府越来越深地直接卷入投资和生产过程，因此收入提高很快。

　　另一方面，财政收入超收部分的支出迄今为止没有受到监督和约束，基本上政府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因此政府会越来越追求超收，比如年初做预算时刻意把目标降低等，好让自己的手头更宽裕，花钱比较不受制约。简单来说，就是国民收入的分配体系越来越向政府部门，而不是老百姓倾斜。

　　政府和企业的“自有资金”增多，意味着政府和企业投资受金融政策的影响就越小。目前，有超过50％的投资资金来自于“自筹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明年起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通过收紧信贷来控制投资，恐怕也很难有明显效果。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不仅是对公平诉求的回应，而且还事关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健康和可持续，这个想法正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同。有学者还建议，公平收入分配应该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

　　调整正在进行。十七大报告就为提高百姓收入指明了未来政策着力的方向：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以及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等。

　　这是增加百姓的“收”，另一方面也强调要增加政府的“支”，即在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上的支出。

　　不过，这显然还不够。财政收入中超过95％来自税收，正是税收的高增长成就了财政收入的高增长，因此“减税”也应该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通常在经济有了较好发展后，政府都会考虑以减税的方式藏富于民，让百姓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可是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无关痛痒的减税，甚至加税。而真正以“减税”为政策目标的税制改革，包括增值税的转型(缩小税基)，迟迟没有全面启动。　　

 

 

工薪阶层手头为什么越来越紧　　
　　
　　口南方周末报记者　黄小伟　发自北京　　
　　
　　收入分配的不均衡造成财富向更富有的阶层流动，加上医疗、教育、居住的过度支出，最终导致处于社会中间层的工薪族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我的一个朋友，在一家国有控股的制造业企业任部门经理，不久前向我抱怨说，现在他越来越怕失去工作。原因是他发现自己有付不清的账单，支出越来越多，而收入却未见增加。

　　中国经济连续二十几年高速发展，2007年也不例外，GDP增速铁定超过11％，政府财政收入也有望超过5万亿元，而企业利润在最近十年中年均增长则达到惊人的38.7％(2007年的利润增幅为估算)。

　　但是个人收入这块却并不乐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说，最近8年来，中国职工平均工资的涨幅都在两位数以上，平均涨幅为12.9％，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但是在中国青年报社的另一项调查中却有85.4％的人自称工资涨幅不到12％，甚至有7.1％的人称4年来工资“不涨反跌”。这项调查有来自29个省区的1604人参与。

　　为何中国社会的工薪阶层——它是中国中产阶层的主体——不能从快速的经济增长中享受到更多的好处？

　　首要的原因是中国不均衡的收入分配体制。

　　从工资收入流向看，更多的财富流向了个别的收入群体。比如，目前，中国的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却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显然，这些行业是工资增长的“蓄水池”，吸收了大部分“增长”。

　　即便在同一行业中，财富也更多流向了管理层。目前有些行业管理层和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达15倍，高的甚至达到了30多倍。因此即便是在垄断行业，普通职工也没有从这些“增长”中分得多少份额。

　　再从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来看，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中，分配到个人的财富又明显不及前两者。目前，政府财政大约拿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5％，企业资本拿走了大约45％，个人拿走了剩下的大约20％。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

　　另一方面，大多数工薪阶层的支出又比以前多了很多，尤其在2007年物价上涨过猛的背景下。

　　由于政府在公共基础服务——如教育、医疗等方面——投入的资金不足，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开销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城乡家庭人均年消费总支出中，医疗支出占11.8％，教育支出占10.6％(排除无教育支出户后占18.2％)，远高于交通通讯支出(7.4％)和衣着支出(6.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乡居民家庭医疗、教育支出负担上升过快的问题。

　　为了调节贫富差距，中国进行了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但是这个制度设计却让中国的工薪阶层成为最大的贡献者。2007年上半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猛增28.5％，达到了1678亿元，成为全国税收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些税收主要来自中产家庭。个中原因，在于现有的起征点为1600元的个税制度“是严密覆盖工薪阶层的”。由于收入代扣代缴，无论税法规定要纳多少税，工薪阶层基本上很难跑得掉。而另一面，由于手中握有无数企业，富豪们能将个人支出都计入企业成本，而不给自己开工资——由于没有工资作为税基，税也就无从征起。

　　中产阶层或者说工薪阶层的日子难过并非中国独有。最近调查发现，在美国的个人破产案中，中产阶级竟高达92％。欧洲的中产经济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英国出现了“IPOD代”，即没有安全感(insecure)、压力大(pressured)、过重的税负(overtaxed)和高筑的债务(debt－ridden)。日本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提出了“M型社会”概念——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富者的财富快速攀升而中产阶级因失去竞争力，却沦落到中下阶层。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在中间这块，忽然有了很大的缺口：跟“M”的字形一样，整个世界分成了三块，左边的穷人变多，右边的富人也变多，但是中间这块，就忽然陷下去，然后不见了。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产阶层(在中国其主体是工薪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力量。而保护工薪阶层的利益，需要政府加大对垄断工资的规范力度，清理基于机会不均等下的潜规则收入，有效控制物价涨幅，对严重影响工资涨幅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政府应该加大公共投入，让这个阶层乃至整个社会有基本保障。　　

 

 

 

 

     2008年一开局，中国政府和社会即与“拉尼娜现象”掀动的罕见灾害展开了一轮大战。大自然的巨灾之手不拣时令，不择地段，就在春节之前，在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京广铁运线和京珠公路线的腹心之地湖南粤北卷起飞雪和冻雨，搅乱为春节团聚而奔忙的中国社会生活节奏。抗击暴雪冰冻灾害之战，保卫的不仅是中国大动脉，更是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是当代中国人对和谐生活的追求。

　　面对大自然的巨灾之手，创造了现代科技和现代制度的人类仍然会有脆弱的一面。从21世纪全球抗灾史来看，无论是2004年12月底东南亚国家遭遇的印度洋海啸地震，还是2005年8月席卷美国南部的“卡特里娜”飓风，都令现代人左支右绌，浩叹奈何。人类很难比老天爷跑得更快，没有一种方案能够确保所有人的生活波澜不惊，现代人同样难以求全。

　　此次罕见的雪灾，令我们必须承受挑战，目前主要的难点，一在于春运运力如何满足每年一度的巨额人口迁徙需求，二在于如何尽量恢复部分受灾地区的正常生活。不过，困难只是暂时的。经历一周左右的紧张之后，目前情势已经大为缓和。受灾地区积极抢修受损设施，已有较大进展，曾被迫关闭的一些机场已经恢复运转。目前最大的难点电网抢修也多有突破。运力最紧缺的地区如广东则采取了积极有效的疏导工作，包括发动企业设法挽留外来工留粤过年，为候车的旅客提供全额退票、免费送回出发地等各种方便，加上旅客接受现实之后的权衡，春运的压力会大为减轻。中国政府和社会有望在春节前基本取得抗灾之战的胜利，也有望在暴风雪的威胁之下仍然保有和谐社会的基本秩序。

　　不难看出，无论是反应速度，还是措施的力度和效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执政党对和谐社会和民生问题的不断强调，已经收获清晰可见的政治成效。从安置受困旅客、疏导滞留旅客，到全力疏通道路、抢修电网，都可以看到不同政府部门的勤勉谨慎之心。

　　正是在抗击灾害的非常时期，政府在国家和社会中不可取代的主角地位和责任显露无遗。在风雪阻塞的高速公路上，在人满为患的火车站广场上，物资稀缺，如果只有市场的力量，难免物价飙涨，这时政府毫无疑问应该是救危济困、平抑物价的主角。中国人要保障自己的幸福生活，就需要一个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并且有强大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的政府。

　　市场改革越深入，中国社会却越深切地重新感受到政府的关键性地位，感受到政府对于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重建的重要意义。社会利益分化和不同诉求的碰撞推动了政府的自我变革，政府越来越自觉地承担起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角色，也越来越勇于恰当地介入市场运营。这是改革以来中国政治最富实质意义的进展，也是历史的螺旋式前进。这种期待甚至使公众对国有企业的期待也发生巨大的转变，那就是，无论批评还是支持，人们都开始认为，只有服务公益，避免一味自利，垄断国企才能算国企，公立医院才能算公立医院，公立学校才能算公立学校。2003年的“非典”事件和今年抗击暴雪冰冻这两大公共突发事件，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民众对前往湖南视察的温家宝总理的欢呼，袒露了社会对政府转型的支持和期待。在风雪中奔波和等待的人们，因断水断电而感到不便的人们，感受到了一种足以激发信心的能量。

　　小小风雪，对于奔走在复兴路途中的中国人来说，只是偶然吹进眼睛中的沙粒。我们有理由对2008年有更好的期待。在这种能量和期待中，本报恭祝读者新年快乐，万事顺意！

 

 

 

                                                                     炉中煤

　　　　　　　　　　　　　　　　——眷念祖国的情绪

　　　　　　　　　　　　　　　　　郭沫若

 

（一）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烧到了这般模样！

（二）

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不该嫌我黑奴卤莽？

要我这黑奴的胸中，

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三）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

（四）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从重见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烧到了这般模样。

 

     人需要有一种渴望，有一种梦想。没有渴望和梦想的日子使我们的生命失去活力和勇气。

　　我似乎注定了要过一种在路上的生活，我有着不安分的灵魂，总想四处游荡，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呼唤，总是把我带向不可知的远方。即使让我坐在房间里，我也希望有一扇能够让我眺望遥远的地平线的窗户。

　　从出生到十八岁，我一直在一个小村庄生活，头顶同一片天空，脚踏同一块土地，每天看到的都是相同的风景，遇到的都是熟悉的乡邻。我本来应该过一辈子平平淡淡的农村生活，娶妻生子，在土地上劳作，然后在每天迎来朝阳送走晚霞的日子中慢慢变老。但老天偏偏让我降生在长江边，又偏偏在我家的东边生成一座五十米高的小山，爬上这座小山，长江便一览无余。那时候还没有污染，可以极目远眺，看得很远很远，一些船从天边过来，又消失在天边，一些云从江边来，又消失在江边，于是就开始好奇，天边外到底有什么？如果我坐上船能够到哪里呢？感谢我的几个亲戚，因为他们在上海，于是在我八岁的时候，母亲决定带我到上海走一趟。坐船半天一夜，终于到了上海。这次旅行，长江的壮阔、吴淞口的苍茫、上海的灯光、街道的繁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从此，我的心开始渴望旅行，长大后我要走出村庄，走向更远的地方。

　　我第一次坐火车是到北京去上大学，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火车。我考大学考了整整三年，自己也没弄明白是什么让我坚持了三年。现在想来，是心中那点模糊的渴望，走向远方的渴望。这种渴望使我死活不愿意在一个村庄呆上一辈子，而唯一走出村庄的办法就是考上大学。当时的农村还没有外出打工这一说，如果放到现在，我可能就是一个背上包四处游荡的打工仔了。有一段时间，我疯狂地爱上了火车，在车厢里听着车轮和铁轨撞击的强烈节奏，听着风声在车窗外呼啸而过；还有对面开来的火车那撕心裂肺的长鸣，常常把你的魂拉得很长很长。火车从一个城市穿过，走向另外一个城市，窗外的风景不断变换，我就把自己的心留在了不同的风景里。

　　我的大学生活是孤独和自卑的，一个农村孩子走进大城市之后的转变是深刻而痛苦的。四年大学对我来说最大的安慰就是周末可以走出校园，到北京的周围去爬山。我曾经无数次坐在香山顶上看夕阳西下，群山连绵。在大学三年级时，我得了肺结核，被送进了坐落在北京西郊山区的结核病疗养院。这个疗养院围墙尽管很高，但在楼上的房间里却能够看到周围的山。在医院的一年，我看遍了山的颜色，春的粉红（杏花桃花）、夏的青翠、秋的火红和冬的萧瑟。在医院的门口，有一座小山，山顶上刻着冯玉祥“精神不死”四个大字，我几乎每天都要去爬这座小山，对着这四个字发呆。后来身体好点后，医生允许我走出大门，我就去爬遍了每天从医院的窗户里可以看到的那些山峰。也就是在医院的这一年，我读完了《徐霞客游记》。

　　人需要有一种渴望，有一种梦想。没有渴望和梦想的日子使我们的生命失去活力和勇气。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差一点掉进了安于现状的陷阱里。大学毕业后，我留在北大当了老师，收入不高但生活安逸，于是娶妻生子，柴米油盐，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梦想就这样慢慢消失。直到有一天，我回到了家乡，又爬上了那座小山，看着长江从天边滚滚而来，那种越过地平线的渴望被猛然惊醒。于是，我下定决心走出北大校园，开始了独立奋斗的历程，在出国留学的梦想被无情粉碎之后，新东方终于出现在我生命的地平线上。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带着我飞越地平线，新东方从一个城市走向了另一个城市，从中国走向了世界。我也带着新东方的梦想和我的渴望，从中国城市走向世界城市，从中国山水走向世界山水，从中国人群走向世界人群。

　　也许人在路上，这就是人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们出生后学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走路，从此我们就走在了路上。我们一辈子走在两条路上，心灵之路和现实之路，这两条路互相补充互相丰富，心灵之路指引现实之路，现实之路充实心灵之路。当我们的心灵不再渴望越过高山大川时，心灵就失去了活力和营养；当我们的现实之路没有心灵指引时，即使走遍世界也只是行尸走肉。一年又一年我们不断走过，每一个人的生命走得如此地不同。新的一年又要来临了，你做好走在路上的准备了吗？

     “让我最感动的是人民，特别是在抗灾中献出生命的人。他们在灾害面前表现出的镇定、勇敢和牺牲的精神。我们抗灾救灾工作要有坚强的领导、有力的指挥、也要有群众的支持、配合和理解。我常听到，群众自发的说出对政府的感谢，但我认为，真正应该感谢的，是人民。”